ＳＡＲＳ期間，北市忠勤里的成功經驗，將會是下一波新型流感病毒侵台時，最有效的決戰關鍵灘頭堡。
倘若在新型流感大流行期間，你的家人發燒了，你會怎麼做？根據SARS的經驗，多數人會打電話叫救護車，將病患送往大醫院。然而兩年前，台大醫院就是因此淪陷，緊急關閉急診部，住院病人只出不進。台大作為指標性的醫學中心卻宣告停擺，造成民眾恐慌更甚和平醫院封院。\r
基層醫師 紓解大醫院負荷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祕書長洪德仁指出，台灣平日每天約有二十萬人發燒，一旦爆發流感大流行，如果這些並未感染流感的發燒病患一律送到大醫院，不但增加篩檢的成本和時間，更大幅增加院內感染的機會，「醫療體系馬上就崩潰了。」
洪德仁本身為耳鼻喉科的基層診所醫師，SARS期間，診所附近的小學幾乎每天都有發燒的小朋友被救護車送往醫院，「三千多名師生每天聽救護車警笛來來去去，一個月來就生活在恐慌中，甚至把恐慌帶回家庭。」他詢問該校校長，得知那些發燒的同學沒有一個被診斷為SARS病例，於是向校長建議，往後發燒的小朋友先由校護護送到診所，由他來診斷。如果並未感染SARS病毒，就自行在家休息，戴口罩，勤洗手，並由校護每天打電話追蹤小朋友的健康狀況。洪德仁不像當時多數的基層醫師，一遇發燒病患便直接送往大醫院，在第一線就減緩社區民眾的恐慌，並稱職紓解了醫院的負荷。
洪德仁以自身經驗點出，基層醫療體系其實可以扮演積極的角色，然而前提是必須具備充分的知識和訓練，政府並予以防疫設備和材料的支援。洪德仁的診所在SARS期間買不到醫師專用面罩，只好自己用透明投影片製作陽春的防護面罩。更重要的是，國家防疫體系必須肯定基層醫療存在的必要性，建立標準的操作機制，「基層醫師擔負初步篩檢的工作，但只要是診斷就難免有漏失，國家應該要保護他們，做他們的後盾。」
SARS期間，在面對未知的挫折中，不少社區摸索出有效的防疫經驗，雖未獲得媒體關注，但值得延伸為社區防疫的常規，並成為面對下一波新型流感的堅強後盾，台北市中正區忠勤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防疫網絡 社區與專業結合
里長方荷生一開場就如此介紹忠勤里：「我們是全國因SARS死亡人數最多的里，附近的忠義國小是第一個因SARS停課的學校，全國最後一個SARS病例也出現在本社區。」忠勤里的人口結構非常特殊，住有一千八百多名老人、五百多名殘障人士、低收入戶超過一二○戶，同時約有一二○名獨居老人，「可以說是中下階層的社區。」方荷生分析，中下階層民眾對社會福利和醫療依賴較深，因而和里長保持密切的互動。
方荷生從二○○一年開辦為老人送餐的服務，因而與社區民眾長期培養起彼此信賴的關係，這份信任在SARS期間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當時忠勤里人心惶惶，同時又承受媒體高度關注、甚至污名化的壓力，亟欲積極解決問題的方荷生求助於區公所，一方面要求SARS通知務必通知里辦公處，以便社區協助病患家屬和被隔離的里民，另一方面請來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蔡篤堅，指導社區SARS相關資訊及因應之道，「我們知道SARS無法在太陽底下存活，所以那時候蔡教授幫我們上了四、五次課，一百多個幹部就在忠義國小操場上上課，直到大家都清楚為止。」
這些幹部包括社區巡守隊、店家、忠義國小愛心巡守隊，以及藥局和診所的專業人員，連結為綿密的社區防疫網，並將正確的SARS資訊傳達給居民，不致受媒體混亂的訊息所干擾，並發揮安定人心的作用。針對被隔離的民眾，社區志工充分了解其需求後，為他們送報送餐。忠義國小停課期間，社區要求班級導師每天打三次電話給所有的孩子，了解其健康狀況並指定功\課，其中一通一定要和家長聯絡上，而當家長白天上班時，社區志工為孩子送餐，並收齊作業交由老師批改。\r
在當時的氣氛下，民眾不敢再前往大醫院就醫，病痛只好求助於社區診所及藥局，這些地方便成為最佳的篩檢點。居民一進到藥局或診所，都必須量測體溫，如果發燒，藥劑師和醫師便詳細詢問：「之前去過哪裡？本身有沒有什麼疾病？」並即時通知里辦公室及醫院救護車，社區志工便會立即前往該病患住處消毒，並為鄰居量測體溫。「我要求醫院，只要我的里民不是SARS，兩天內請把人還我。」方荷生說，這是為了避免將里民暴露在高風險的環境中，同時也減輕醫院的負擔。
同心一氣 堅拒封里的命運
社區防疫網有多重要？當時一位老太太被通報為SARS病例，而且病情十分嚴重，而她的丈夫雖然已遭隔離，卻始終未出現發燒症狀，但里辦公室仍保持高度警覺。他們的孫子在與方荷生的兒子通電話時，無意間透露爺爺平時服用治療關節炎藥物，方荷生立刻詢問醫師，得知類固醇藥物有退燒作用，馬上前往老先生住處，要求服藥前量體溫，果然出現發燒症狀。後來這位老先生證實為SARS病患，不幸病故，但兩個小孫子卻因應變得宜，並未感染。就這樣，靠著社區積極建立「自律、他律、互助」體系，忠勤里提供衛生單位最快、最精確的訊息，同時做好一切隔離和消毒措施，成功阻擋台北市政府封里的決策。\r
蔡篤堅指出，忠勤里所奠立的社區防SARS機制，以社區的生活經驗作為專業知識運作的基礎，減少許多社會成本，多了運作效能；相反地，以封院、封樓、封街為主要特色的「圍堵監控」機制（當時鄰近的華昌國宅即遭封鎖），由上而下誘發群眾恐慌，可說是「國家高於一切」與「公民無權無能」觀點的呈現。\r
SARS過後，方荷生除了透過社區互助網，將抗疫經驗傳播到其他社區，一肩攬起附近十三個里的老人送餐服務，更不斷強化自身的社區網絡。社區志工定時向老人問安，陪伴就醫，協助老人記下用藥須知，照護之餘也掌握老人家的健康狀況。方荷生並觀察到許\多老人有復健需求，今年六月在里辦公室設立簡易復健站，設有多項復健器材，甚至提供熱敷服務。物理治療師每週撥出一天到站服務，提供老人家復健的專業建議，社區志工則記錄建檔，平日督促老人家進行復健。「這樣老人家就不用為了復健跑醫院，減少感染的機會，醫院也可以減輕負擔。」方荷生說。
抗SARS經驗所帶來的重要啟發在於，當社區獲民眾忽略了自身的能力，一味訴諸政府部門理所當然要負責解決社區問題時，必然招致失望的結果；反過來說，如果國家推廣政策時無法與社區經驗結合，政策亦難以真正照顧到民眾需求。隨著社區的關懷網絡逐漸成形堅實，民眾將更有信心和能力去面對未知傳染病，即便是比SARS更可怕的新型流感，社區亦可能為政府及醫療體系分憂解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