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新港文教基金會成立之隔年，於新港奉天宮廟口成立基金會會館，邀請鄉內耆老，當時的考試院副院長林金生先生返鄉主持會館啟用儀式，典禮過後，新港鄉親開始謠傳我將佈樁準備競選立委，隨著基金會擴大參與服務面向，我參選公職的傳聞持續不斷，特別辭官返鄉後，一年半來，不斷有鄉親問我何時參選。

　其實我很想告訴鄉親：我要參選。因為一旦得票多於對手，馬上可透過行政體系，運用國家資源實現理想，不必像基金會工作，需要長期溝通協調，點滴累積資源，成果緩慢難見。

　然而，回顧選舉制度在台灣的發展：日據時代，雖歷經多次請願，高壓統治的殖民政府，只給身為二等國民的台灣人，象徵性的參與。光復後，作為反共基地的台灣，以一九四八年公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取代中華民國憲法，一九四九年更公布戒嚴令，讓台灣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威權統治，憲法保障的人民參政權及集會、結社、言論、遷徙……等自由幾乎不見了，人治又高於法治，民主政治只剩下部分選舉與被選舉的空殼。選舉是人民表達公共事務意見的有效工具，但國民黨延續大陸選舉買票的文化，在台灣發「走路工」來收買無知鄉親。投票前拿錢之後，剩下的只任政客擺布；加上國民黨企圖全盤掌握政治資源，利用移民社會常見的「顧面子」、「輸人不輸陣」及「分類械鬥」等次文化，製造派系鬥爭，坐收鷸蚌相爭之利，地方分裂的結果，衍生只問派系利益，不問是非，為反對而反對的惡質政治。政黨輪替後，還沒有看到執政的民進黨提出改善賄選的有效作法，卻時常聽到民進黨四年就學會了國民黨五十年招數的傳聞。這環境下，選舉能夠作為參與公共事務的唯一工具嗎？並不見得。\r

　新港文教基金會是在解除戒嚴那年成立，無法自外於台灣人民追求政治民主的大潮流，成立之始，除了借助傳統社會「急功好義」、「公而忘私」的精神以匯集鄉親力量，推動基金會工作外，並試圖以基金會當作民主如何落實於日常生活的試驗場所，以公共事務參與學習如何當總統的頭家，在決定基金會會務的義工幹部會議，大家輪流當主席，體驗同一事務不同角度的看法，並在當主席有權決定之後，學習應該擔當的責任。大家坦然面對相反意見，就事論事，培養尊重與包容，雖然反對你的意見，但是，保證你有表達的機會；同時，強調一起決定，一起分擔，不凸顯個人；享受權利之同時，不忘記該盡的義務。基金會這套制度可持續運作十七年，包括我辭去董事長的後四年，證實參與社區是參選外另一有效推動公共事務的路。\r

　文建會十年前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是社區工作中影響最深遠，雖然「營造」兩字會誤導大家偏向硬體建設，但它強調由下而上賦予社區居民學習解決社區難題的精神，成為十年來人民唾棄選舉買票時，可充實民主生活內涵，鞏固民主成果的良方。

　假使台灣社會民主成熟到不用買票可以當選，我是會參選的。在這之前，願意結合更多民間力量，在基層社區，鼓勵參與，培養民主運作機制，並鼓勵參選者，社區營造取代選舉買票。

王融見、實習記者許瑛玳／斗六報導　雲縣一名教師為了處理班上情緒障礙嚴重的學生，和家長溝通不下十來次，但家長始終不承認孩子有病，反以孩子會看到一些髒東西做搪塞？從悲傷中逐漸恢復情緒的孩子，當家人放鬆視線時，卻突然自殺令人措手不及，這些青少年憂鬱症和自殺的現象，成為校園教師在授業外，必須防範學生行為的在校責任新課題。\r

　邇來大人因失業鬧自殺、青少年因異性另結新歡心情低落，也以自殺結束痛苦的生命行徑不時見諸媒體報導，台大雲林全民健康周活動，以青少年憂鬱症和自殺防治做為今年探討主軸，台北市立療養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邱顯智、憂鬱症防治協會祕書長湯華盛、以及台大心理系教授吳英璋三人廿日共同在雲縣與國中小學教師探討此一問題。

　湯華盛以日前一位女性因心情憂鬱持信用卡刷了二百萬元購物為例，指出憂鬱症患者的血清素偏低，在醫藥研發進步下，已有抗憂鬱症藥物可以增加體內血清素，每天只要吃一顆情緒維他命丸Ｅ即可讓工作和情緒恢復。

　但是吃藥也有副作用，患者不吃藥怎麼辦？吳英璋說，病人要信賴醫師，醫師才能長期對患者追蹤治療。

　有時候，教師碰上家長不願意承認孩子的狀況時，教師也要把家長當成學生做觀念溝通，當班上學生只有一、二人情緒暴躁容易失控時，家長不願意承認孩子有病，吳英璋說，顯然家長也帶有焦慮症，家長隱藏病史，顧慮面子問題，所以，教師面對家長談論學生情緒問題時，其實也等於同時要扮演處理家長情緒問題。

　湯華盛說，學生憂鬱症和自殺因素以交友和學業碰上瓶頸最多，其次才是精神疾病和家庭父母失和引起，這些學生常以為當自我毀滅、自我不存在人世時，就不會增加家人負擔，他們的特性是無法處理自我情緒、容易衝動、只有單向反射性思考問題，此外，當他們開始寫日記、或把心愛東西送給好朋友時，就是一種警訊即將來臨，學者專家們建議教師們平時多對這些人格特質特殊的學生多關心一句話，或許就能嗅出不對勁的口味兒，而及時化解一場自殺的悲劇。\r

　二○○四全民健康促進周廿日起在雲縣揭開為期三天的各項活動，衛生署長陳建仁表示，台灣地區的疾病型態多以慢性病為主，雲縣農業縣，醫療資源本來就少，除了借重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幫忙外，如果能改變民眾的生活型態，從保健預防觀念中更可以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

　雲縣衛生局規畫促進全民健康周系列活動，仍以「預防重於治療」的宣傳理念植入一般民眾家庭成員觀念中，希望民眾建立自我保健概念，結合社區家庭醫師制度，落實基層醫療照護。台大副校長吳靜雄、謝博生教授、吳英璋教授、中華民國社區營造理事長陳錦煌、台灣老年醫學會理事長戴東原、台大雲林分院院長黃世傑、以及各縣市衛生局長等人皆參加昨日下午舉行的活動揭幕典禮。

　今年探討五大主軸是健康家庭、社區健康營造、社區醫療品質、青少年憂鬱症與自殺防治、老人醫學與社區照顧問題。

　廿一日全天將在衛生局探討家庭醫師與健康家庭、廿二日上午在文化局廣場另有動態園遊會，共有六十個攤位提供健康諮詢、簡單的健檢和各項社區健康空間、環保成果展。

去年ＳＡＲＳ流行，人心惶惶之際，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結合醫師、藥師、公共衛生、精神醫學、社區大學……等團體，組成「社區防疫行動聯盟」，號召於基層服務和防疫有關的專業人士，協助政府推動社區防疫工作。當時看到了一項事實：曾經撲滅天花、瘧疾、小兒痲痺，締造台灣公共衛生奇蹟的鄉鎮衛生所，竟然轉變成醫療服務為主，公衛預防為輔，也難怪，一九九八年以來，腸病毒、登革熱、肺結核、ＳＡＲＳ……屢屢成為報紙頭條，百姓揮之不去的夢魘。
　近一、二十年來，疾病發生的型態亦有根本改變，慢性病（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癌症等躍居十大死亡原因之前幾名，生活型態成為影響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五○％），遠大於生物特性（二○％）、生活環境（二○％）及醫療照顧（一○％），為此，聯合國衛生組織於一九八六年提出「健康促進」的理念，強調社區參與，創造支持性的健康環境，與健康的公共政策，來改變環境、影響個人行為。衛生署於一九九八年開始推動「社區健康營造」，以「健康促進」為核心，鼓勵個人參與。用這個角度來檢討鄉鎮衛生所的角色，短期間內確實難以突破，因此，於社區服務的第一線開業醫師，假使能站出來，不僅以「家庭醫師」的專業服務病人，更能以「社區醫師」的角色，關心社區整體的健康，對目前衛生所功能不足之處，將有立即效果。
　我的「社區醫師」理念，是一九八七年無法治癒「大家樂症候群」患者的痛苦經驗中體會出來，那是我回新港開業的第七年，中南部流行大家樂，許多鄉親因簽賭大家樂患得患失而頭痛、失眠、焦慮、胃口變差，甚至幻聽、幻覺……，我只能症狀治療，對於症狀背後的心理及社會因素，是我這種初出校門，年輕開業醫師所無法全盤掌握的，這挫敗促使我走出診所，走入社區，和新港鄉親共同成立新港文教基金會。
　由於我無法根治大家樂症候群，讓我不再以高高在上專業醫師的身分來責備病患，反而設身處地以患者角度思考一再簽賭的心理因素，並經由基金會追尋祖先唐山過台灣的艱辛歷程，了解台灣社會的特質，發現「瘋狂大家樂」的社會心理背景，其實是累積數百年移民社會的空虛與不安：不安於土地（怕又要移民），不相信別人（生存威脅），不認同國家（四百年換了六面國旗），進而藉助基金會活動，找到患者可以參與，可以寄託的方向。基金會工作讓我學習到跨越診所，和社區不同行業者一起工作的方法，也累積一些關係，讓新港面對一九九八年腸病毒流行威脅時，有方法解決。
　這些年來，醫師的社會地位每況愈下，醫病關係日益緊張，和日據時代、光復初期醫師受到的尊重及社會影響力相較，有天壤之別，「社區醫師」正是重建醫病關係，恢復社會影響力的具體作法。「社區醫師」在專業上是社區健康議題的發現者、指導者與推動者；生活上是社區健康議題的共同維護者、支持者與實行者，社區醫師必須兼顧專業與生活，不能只有專業投入，缺乏生活實踐；更不能只享受生活，忽略健康危害。
　近幾年來，愈來愈多第一線醫師以「社區醫師」的理念擴大服務範圍，如北投洪德仁醫師的社區營造，花蓮陳麗雲醫師的兒童讀書會，草屯鎮李為國醫師的文化產業，萬華石賢彥醫師的社區守護，馬祖楊綏生醫師的藝文推廣… …，他們傑出的表現，普獲社區認同，也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近來和這些醫師朋友共同發起的「台灣社區醫師協會」，正歡迎您。

敏督利水災後一周，來到松鶴部落，看到土石流宛如巨人雙足，翻出松鶴兩溪，壓毀兩岸樓房、撕裂堤岸、折斷樹木，由卡在牆角推擠變形的汽車，可感受到土石流的強大威力。雖然左踝關節痛風腫脹，勉強在參差不齊、高低不平的土石路上跛行，令人不適，然而，內心浮起一股令人更難忍的傷痛，為何同樣災難一再發生？

　敏督利水災後，敬佩游內閣團隊馬不停蹄深入災區勘查，迅速宣示數項重大政策：包括禁止高山農業、中橫緩建、禁抽地下水、孫海橋暫緩修復……，數項多年來猶疑未決的重大國土保育措施，雖然與政策落實，整合配套辦法間仍有段漫長距離，鄉親仍可感受游團隊處事的明快與擔當，然而，注意水災後各方專家意見，公部門的反省，似乎忽略了災害防救機制的再檢討。

　台灣是災害不斷的地方，平均每年有三．五次颱風，卅年有一次毀滅性大地震，加上火災、水災、礦災、空難、交通意外……等，除了人命喪生，財物損失在二、三百億以上，面對這殘酷事實，理應有一套周全的災害防救機制，以整合國家全體力量，平時做好準備，災害發生時，迅速應變，以減少損失。但其實不然，究其原因，和台灣社會面對災難的不正當心態有關：發生前賭運氣；發生時事不關己；發生後集體失憶，加上不重視數字管理，凡事差不多就好，沒有防災觀念，只崇拜救災英雄，讓相同災難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發生。

　災害防救法的通過是台灣防救災機制的一大突破，過程一波三折，在一九九五年送立法院審議後，足足躺了近五年，若沒有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死亡二千三百多人的強大社會壓力，不會在二○○○年六月順利通過。全國防救災體系從此根據災防法，建立鄉鎮、縣市、中央三層級的垂直分工，並藉助中央防災會報，及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橫向整合不同部會主管的不同類型災害；各部會及縣市依中央核定的災害防救基本計畫，訂定各自不同性質災害的業務計畫，涵蓋預防、減災整備、緊急應變及復原重建等內容，災害防救必須的法律規定，本法大都具備了，但是，和先進的日本、美國相比，差別的是，我們的災防會仍是任務編組，不是專責機構，沒有自己預算，無法吸引人才，累積經驗。\r

　災防會在行政院組織法未落實前，不能成立專責機關，或許有它的整體考量，回想二○○ ○年，行政院張院長指定政務委員擔任執行長，平時依照業務計畫，督導考核各部會防救災業務，災害發生時擔任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總指揮官，統籌協調指揮各部會救災資源，這運作方式，歷經桃芝、納莉等颱風與引發的水災、土石流、新航墜機、汐止東科大火及福國化工廠爆炸……等不同類型災害的處置，證實有效。而二○○二年，游院長卻在處理抗旱限水危機後，改由內政部長擔任執行長，災防會也逐漸縮編，由消防署取代，本來具跨部會功能的災防會，局限成單一部會，也難怪，去年ＳＡＲＳ流行不直接引用災防法，另定暫行條例處理；敏督利水災也任用兩位指揮官分段處理。若當時游院長主持的中央防災會報，認定ＳＡＲＳ疫病是重大災害，依災防法成立中央災害應變指揮中心，整合相關部會資源，並結合衛生署主管的傳染病防治法，運作應該更有效，也不必由國民健康局的同仁數口罩，因不熟悉本屬經濟部經管的業務，錯誤連連，屢受批評，甚至受監察院調查。\r

　不管政黨如何輪替，誰來組閣，百姓追求安居樂業是永遠不變的。期望災防會可成為專責獨立機關，做好防災整備，讓相同災難減少發生。

去年三月一日辭職返鄉，半個月後診所重新開幕，恢復新港「小鎮醫師」的生活，許多鄉親、患者問我，當了近三年的官，有什麼感想？我開玩笑說：宛如出國留學。因為長期關注的社區總體營造，除了「由下而上」，也有「由上而下」的體驗與學習。\r

　回想一九八七年和新港鄉親共同成立新港文教基金會，從診所走入社區，開始關心新港的公共事務；發現政府不同機關權責切割清楚，但總體面對問題時，卻反應遲緩。以攤販為例，警察、交通、衛生、環保、稅捐…等單位都有法可管，卻各管各的，遇到問題各單位踢來踢去，結果永遠管不了。這種公部門，好像一隻巨大無比、老態龍鍾的大怪獸，社區發展的需求，政府永遠跟不上，所以社區必須有一套自我生存的辦法，當然，新港有新港的方法，美濃有美濃的方式，北埔有北埔的創意…，這是社造多年來令我著迷，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之處。

　二○○○年，當我被通知將要離開新港到行政院擔任政務委員時，心裡是毫無準備的，不僅如此，連政務委員負責的工作，如何批公文也茫茫然。我是以「青暝牛不怕槍」的心情接下這挑戰，當然，也像當初從診所走入社區，和社區中不同專業、不同背景的居民一起打拚的感覺一樣。\r

　由於政務委員不專屬單一部會，等於行政院長幕僚，幫忙部會間溝通協調，操作方式頗像社區總體營造。當我早已習慣「由下而上」看問題時，如何「由上而下」制定兼顧各面向，並且確實可行的政策，確是一大挑戰。以社造為例，由於有多年基層社區的工作經驗，長年站在民間角度看歷任首長的政策推動，較了解百姓需要與問題之所在，但是，當要將想法轉換成可行的政策，首先面臨的是如何整合部會不同業務，有否合乎行政程序，與立法院預算是否支持，特別困難的是，社區面臨的問題不是單一部會所能解決，如衛生署主管的「健康」為例：和職場安全衛生有關的屬勞委會；兒童健康習慣養成在教育部；道路交通安全在交通部；住宅、公共設施、防火、安全維護屬內政部…等，但是人民要的是健康安全提升與否，他們不會問也不會關心單一部會的權責。

　社造於十年前文建會剛提出來時，即強調「由下而上」自主地解決社區發展難題，但是光靠「由下而上」的動員就成嗎？如果沒有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配合，匡列預算，修改不合時宜的法令，這「由下而上」只是熱情、個案、片段，無法整合以解決社區難題。要制定什麼樣的「由上而下」的政策，才能帶動民間「由下而上」的力量，是行政院工作每天面臨的難題。

　「社區總體營造」在民間談的是社區居民學習「賦權」（Empowerment）及解決社區難題的過程，而在政府談的是如何發揮政府效能，整合政府各部會資源，滿足百姓需求。公務人員不僅執行社造，更應該體認其核心價值：學習、創新、整合、行動與願景，內部做好意見溝通，外部跨越本位主義。我一直認為，社造應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做事的理念，貫穿工作與生活，若社區生活中無法落實總體營造理念，不管您是專家學者，講得出大篇道理，或是政府高官，決定重大社區相關政策，也還不能算是社區營造工作者。

　感謝行政院相關部會同仁，在我這趟當官的意外之旅，協助我「由上而下」整合部會業務。也盼望大家一起以社區角度「由下而上」檢討政府作為，是不是符合人民的期望。